2021年12月23日，河北唐山路北區(qū)實驗小學，學生在特色課程上，練習書法，學習中國傳統(tǒng)文化。據(jù)介紹，為進一步落實“雙減”政策，該校在減少作業(yè)量的同時，引導老師積極開設各類特色課，豐富學生校內活動的形式和內容。目前老師申報的特色課分為益智類、體育類、語言類、藝術類、科技類、團建類、非遺類，共計7個類別，43個項目。

3月4日，全國政協(xié)十三屆五次會議第一場“委員通道”采訪活動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新聞發(fā)布廳舉行。這是全國政協(xié)委員、北京市第十二中學聯(lián)合學校總校長李有毅通過網絡視頻方式接受媒體采訪。她說：“‘雙減’不是‘突擊戰(zhàn)’，老師、家長和社會要擰成一股繩，共同幫助學生去開發(fā)自己，成就自己。”

今年年初，教育部提出2022年繼續(xù)把落實“雙減”作為學校工作的重中之重。眼下，“雙減”也是今年兩會代表委員關注度極高的話題。

前不久，教育部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截至目前，原來的12.4萬個義務教育階段線下學科類培訓機構已經壓減到9728個，壓減率為92.14%;原來的263個線上校外培訓機構也壓縮到34個，壓減率為87.07%。中小學生的作業(yè)總量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在規(guī)定時間內完成書面作業(yè)的學生由“雙減”前的46%提高到90%以上。

但是，“減”并不是政策實施的終點。

“推進‘雙減’工作的實質是回歸學校的育人本位，回歸學生的全面發(fā)展。”全國政協(xié)委員、江西師范大學校長梅國平說。而這其中的關鍵在于，“提升校內教學保障能力，強化教育主陣地的育人質量。”全國政協(xié)委員、遼寧省政協(xié)副主席、民進遼寧省委會主委姜軍說，改革的推進中要破立結合。

在政策落實過程中，“雙減”最大考驗從校外轉到校內

當野蠻生長的校外培訓機構不能再用“制造焦慮”“販賣焦慮”綁架學生和家長后，“雙減”政策落實過程中面臨的最大考驗從校外轉到校內，如何讓學校教育真正滿足不同學生的需求，把學校教育真正“立”起來成為擺在所有學校面前的必答題。

“我現(xiàn)在很像一個地下工作者。”北方某城市一名小學一年級學生家長鄒彤(化名)說。鄒彤是班級家委會成員，最近她經常接到老師發(fā)來的一些作業(yè)資料，老師暗示鄒彤可以把這些資料轉給班里的其他家長，還特意叮囑鄒彤不要向家長們透露資料的來源，“但是，沒過幾天家長們就猜到了這些作業(yè)是老師給的，因為第二天老師會講解這些題，雖然沒有強迫家長一定要讓孩子完成，但大部分家長拿到后都會自覺完成。”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這種“表面減少，實際不變”的現(xiàn)象并不罕見。

“部分教師的教育教學觀念還比較落后，對于‘教學質量’理解過于狹隘，認為‘育人’就是‘育分’，擔心完全按照‘雙減’的要求去做會影響學生考試分數(shù)。”梅國平道出了這種現(xiàn)象背后的原因，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教育功利主義痼疾。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說，當大多數(shù)中小學生的“成功”被以“高考分數(shù)”為標準進行界定時，中小學教師在“雙減”政策落實過程中就難以保持獨立自省的態(tài)度了，背負著“成功者”期望的重擔，逐漸歸附教育功利主義。

減掉那些單純靠“刷題”就能取得好分數(shù)的題目

觀念亟須扭轉，作業(yè)是抓手。

北京市教委新聞發(fā)言人李奕在一次研討會上說，在調研中經常看到學校老師強調作業(yè)量已經減少到了過去的60%。“其實，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剩下的40%的作業(yè)是不是能夠承載起過去你100%甚至200%的作業(yè)量的效果，甚至是不是還能有提升?”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觀察到，在中央“雙減”意見中，提到“壓減作業(yè)總量和時長，減輕學生過重作業(yè)負擔”時共有5個段落，600余字，其中明確提到“減”的只有一個段落，不足百字，剩下更大篇幅強調的都是如何增強設計、如何分層分組、如何通過作業(yè)更好地分析學情。

“雙減”之后的作業(yè)，核心不是“減”而是“增”和“提”，增加更科學的設計，提高作業(yè)的質量和水平。

而這也是“雙減”政策的初衷之一。“要通過‘雙減’倒逼教育改革和社會進步，通過教育的手段激發(fā)受教育者的‘潛力’，讓受教育者找到適合并擅長的領域，從事相關的工作和活動，而不是不加區(qū)別地把所有人培養(yǎng)成同一個類型。”姜軍說。

教師群體其實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關鍵，只是改變還需要更多幫助。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fā)展研究院不久前剛剛完成的全國“雙減”成效調查報告中顯示，74.3%的教師表示，“雙減”后“作業(yè)設計要求更高了”。近五成教師認為，設計高質量作業(yè)面臨“作業(yè)素材與相關資源不夠”和“設計分層、彈性、個性化作業(yè)的能力不強”的困難。

為此，梅國平提出建議，要引導學校大力推進教育教學改革，創(chuàng)新探索個性化和多元教育，同時，鼓勵分層、彈性和個性化作業(yè)，建立作業(yè)設計評價機制，鼓勵教師布置跨學科綜合性作業(yè)，培養(yǎng)學生創(chuàng)新思維。

全國政協(xié)委員、上海市政協(xié)科技教育委員會副主任胡衛(wèi)則認為，對學生要綜合評價，不能只看考試分數(shù)，要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

姜軍也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為要摒棄單一評價標準的教育質量觀，真正以教育方針為指向，以德為先，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要積極推進中高考以及與之對應的招生錄取改革，改進考試方式，降低考試難度，減掉那些單純靠“刷題”就能取得好分數(shù)的題目，增加體現(xiàn)學生思考能力、實踐能力的題目。

把教師從繁重的日常事務中解脫出來，成為當務之急

只轉變觀念還不夠，還要用觀念指導每一堂課、每一次作業(yè)、每一個教育瞬間——關鍵就在老師。

不久前，一位小學語文教師在朋友圈里曬了她一天的時間表：上午第一節(jié)課聽課，9點-12點去市里參加學習班，中午吃飯和休息用了半個小時，之后的12點-13點半完成了線上家長會，然后繼續(xù)參加學習。匆忙趕回學校后填了一堆必須填的表，參加課后服務。組織學生放學后，這位老師跟一個約好的同事談了話。18點趕回家，火速做飯，兩個孩子吃上飯后，這位老師又跟兩個家長用微信通話解決了一個當天發(fā)生的問題，匆忙吃過飯后寫家長會的總結，然后備課……

“別說讓我靜下心來搞教研了，就連陪孩子吃一頓完整的飯的時間都沒有。”這位老師說。

隨著“雙減”的推進，特別是學校普遍開展課后服務之后，“更忙了、更累了”成為很多老師的共識。

“教師是教育的第一資源，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必須保障教師職業(yè)生活的幸福和尊嚴。”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張志勇說。

張志勇提出，解決學校教師短缺問題，“要采取省級統(tǒng)籌、市級管理、城鄉(xiāng)協(xié)同的辦法，通過體制改革、機制改革優(yōu)化配置，解決我們城區(qū)教師的短缺問題”。

除了解決學校教師短缺問題之外，不少代表委員提出了各種建議。

姜軍認為，可以通過招募社會志愿者及外聘人員參與課后服務，彌補師資力量不足。為了保證質量，還要制定外聘人員考勤、推門聽課、授課內容備案等制度，與其簽訂師德師風和校園安全責任書，明確外聘人員工作職責，規(guī)范外聘人員教學行為。

“還可以在中小學教師群體中推行彈性上下班制度。在兩個方面挖潛，一個是合理安排教師的課堂教學，第二個是要合理安排課后服務，能不能讓教師每周有1-2次可以彈性上下班的機會。”張志勇說。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全國很多地方正在嘗試讓教師的工作更有“彈性”的辦法。比如在北京，一些學校在每個班都設立了正副兩個班主任，副班主任由那些教學任務相對少的科目老師承擔，盡最大可能發(fā)揮所有老師的積極性和潛力。

“我們對教師群體的負擔問題關注得有些晚了。”周洪宇說，我國減負政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55年教育部發(fā)布的《關于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到目前為止，國家、地方層面已經發(fā)布了數(shù)十個學生減負相關政策。但長期以來的減負政策關注重點都是中小學生，對教師的負擔有所忽視。對此，在“雙減”政策背景下，合理減輕教師的過重負擔、提高教師的工作滿意度既有重要性，也有緊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