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讓“雙減”政策真正落地見效

              2021年8月27日,北京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雙選會大廳,2021年北京市中小學教師專場招聘會現場,一名手持簡歷的應聘者。據介紹,北京市逐步推進實行“雙減”政策,市教委協調組織各區教委認真研制教師招聘工作方案,積極拓展招聘崗位,開展了新一輪的中小學教師公開招聘工作。

              連任四屆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始終把目光聚焦在中國教育改革這一重大命題上。從課堂到大會堂,20年來,他用一份份來自基層的調研和建議,持續為教育事業發展鼓與呼。

              在剛剛過去的2021年,“雙減”是教育領域最熱的話題。參加今年兩會時,周洪宇帶來了5份針對“雙減”的建議,核心都是“減負增效”,旨在讓“雙減”政策真正落地見效。

              周洪宇抓住了“一減一增”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學生從沉重的課外負擔中解放出來了,但作為“雙減”主力軍的一線教師,身上的負擔卻更重了。

              基層教師是教育系統“直接面對人”的環節,關乎教育大局,直接影響“雙減”工作的落實效果。周洪宇提出,減負對教師和學生有同等重要的意義,過重的職業負擔制約著教師個人素質的提高,歸根到底,受影響的還是孩子。

              “一天幾乎一刻也閑不下來”

              年來,全國和地方兩會代表委員始終關注“給教師減負”。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文,明確要求清理、規范影響中小學教育教學活動的各項工作,特別是與教育教學無關的事項。隨后,各地教育部門紛紛拿出“教師減負清單”,確保中小學教師潛心教書、靜心育人。

              2021年7月24日,《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雙減”意見)發布。為落實“雙減”,許多學校開始探索、發展課后服務、延時服務、作業管理等。在調研中,周洪宇發現,從全國范圍來看,學生負擔的確明顯減輕,教培市場規模有所收縮,學校作為教育主陣地的作用進一步強化。這同時意味著,教師需要為工作付出更多時間和精力,教師負擔過重的問題再次引發各方關切。

              “雙減”意見要求,“課后服務一般由本校教師承擔”“課后服務時間,指導學生認真完成作業,對學有困難的學生進行補輔導與答疑,為學有余力的學生拓展學空間”“組織優秀教師開展免費在線互動交流答疑”等。一些學校反映,教師工作時間明顯延長,特別是一些班主任、骨干教師與學校管理干部負擔過重。

              天津市山道小學校長韓洪濤從教30年,在他看來,要評估“雙減”執行得如何,先要回答教師“想不想、要不要、好不好”的問題。作為天津市人大代表,他在各學校調研走訪時,聽到了不少一線教師的心聲,了解了他們的壓力,部分教師還面臨生活難題。

              他舉例說,班主任一般早上7點到校,傍晚6點半下班,回家后再買菜、做飯,還要備課、批改作業……很多人每天工作時長超過10個小時,甚至12個小時。對班主任而言,由于目前大多數學校都要求學生在校午餐,他們還要負責看護學生午飯,“一天幾乎一刻也閑不下來”。

              一些年輕教師曾對媒體傾訴,“連談戀愛的時間都沒有了”;還有一些教師不得不面臨晚上七八點鐘以后到家、自己的孩子無人照顧的困境。

              “減負清單”之外,隱藏負擔依然存在

              周洪宇介紹,上世紀90年代,我國教師負擔過重的問題已經暴露出來,“中小學教師被計劃、總結、表格擠占了太多教學時間,甚至有教師說只有1/6的時間用來投入教學”。截止到本世紀初,教師的工作負擔主要來自學生的學業。

              年來,隨著教師內部訴求和外部需求的變化,他們更累了。在地方,教師常常是寶貴的人力資源,于是有的鄉鎮政府將教師納入管理體系,并安排不少與教學工作毫不相干的社會工作。一些需要“深造”的教師忙于各類培訓、考核,而教師獎懲規定政績化、數量化、非專業化、行政化的傾向更增添了這個群體的壓力。

              年來,上述情況在政策層面得到了關注,但現有的教師減負政策還未獲得社會全面支持和參與。截至2021年2月底,全國已有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列出“清單”,嘗試為中小學教師“減負”。然而,“減負清單”之外,隱藏負擔依然存在,實施過程中存在“此減彼增”、減負的“度”把握不準、“減負清單”實施的監督力度不足等現象。

              例如,某些省份中小學教師“減負清單”減去了應付教育系統外檢查的負擔,但針對教育系統內部的檢查,情況基本沒有實質變化,使減負效果不明顯。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增加了一線教師的日常工作內容,如填報大量學生及家長健康信息、傳達上級疫情防控要求等。一些學校要求學生在入校前上傳本人及同住家長的健康碼、行程碼,由教師逐一核對、提醒家長填報及幫助糾錯等。

              教師和學生都要“解放”

              教師減負,解放了教師;學生減負,解放了學生。周洪宇認為,教師減負是為自身質量的大提升作準備,也是為學生高質量發展鋪路。“雙減”格局下,中小學教師減負提質要把握好“減中有增”“增中提質”的大方向。

              考慮到當前教師的實際需求,今年兩會上,不少代表委員提出建議,為教師做“減法”。

              民進中央建議,合理減輕教師負擔并提供有效激勵與保障,包括盤活編內外教師資源、充分利用社會優質資源擴大課后服務供給、探索實施彈上下班和補充休息制度以及發放補償和激勵的加班補助、對表現突出的教師可探索優先晉升職稱和評優評先等。

              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民進中央主席朱永新建議適當增加教師編制,調整義務教育階段生均公用經費標準,讓參與課后服務的教師得到有效激勵,建立校外教育機構公共服務購買機制等。

              周洪宇也建議,依據校情試行“彈上下班制”;校社合力,探索“延時服務”的多元模式;做好教師子女的托管工作,減少教學之外工作負擔等。

              他更呼吁,學校管理上要切忌形式主義。學校的核心工作是教書育人,不要盲目攀比,而要關注教育本身。“無意義的活動不開展,意義不大的少開展。”周洪宇認為,幫教師做好“減”法,而非“加”法,給教師營造一個不浮躁的、安靜的工作環境,這樣教師才有足夠的時間研究教學以提升教學效率和質量,學生減負才能落到實處。(記者 胡春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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