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法打敗內心的惡魔， 它困住了我”

——“社恐”的內心世界

初次見到林曉霜，是在她的臥室里。這是一個不足10平米的房間，拉著厚厚的窗簾，門窗緊閉?？此浦舷⒎忾]的小空間，卻是林曉霜的安樂窩。她已經整整一個月沒有出門了。

社交對林曉霜而言，是一件痛苦的事。“我很害怕和陌生人打交道，說話的時候結巴，手心冒汗，頭昏腦漲。然后陷入低落焦慮的情緒里，至少會持續兩到三個小時，總感覺自己說錯話了，非常自責，不停地怨恨自己為什么沒有表現得更好。”林曉霜告訴記者。

即使是網絡上不見面的社交，也會給林曉霜帶來極大的心理壓力。采訪期間，正巧林曉霜的微信提示有新消息，她長嘆一口氣，閉上眼睛，然后努力睜開眼睛，才開始讀新消息。“我必須做好充分的思想建設才有能力面對這些信息。”她說。

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無法脫離社會關系，但社交恐懼癥本能地逃避社會關系，把自己隔絕成一座孤島，這必然對人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

慶祝生日，對大多數人而言是充滿喜悅的，但在林曉霜看來，這簡直是一場噩夢。“有一次我過生日，我的好朋友在海底撈安排好了慶?；顒?，有店員給我唱生日歌，有老師和同學抱著禮物圍在桌前，我剛到現場就被嚇壞了，立刻躲到桌子下面哭了起來，大家都很尷尬，但我真的沒辦法。”林曉霜無奈地搖搖頭。

作為一名大學生，讀研和就業，似乎是不可回避的關卡。保研面試，至今仍是林曉霜不愿意回憶的痛苦經歷：“我到復旦大學參與保研面試，面對教授提問，一瞬間手心全是汗，頭腦空白，全身忍不住打擺子，最后落荒而逃，連招呼都沒打。”

與林曉霜類似，研三學生張政同樣被社交恐懼癥困擾著，找工作面試成了他最大的心結。臨近畢業的他，顯得十分焦慮：“教職試講和考生回答問題環節簡直是大型社死現場，想想就令人窒息。那么多只眼睛盯著我看，快輪到我的時候焦慮達到了頂點，然后就是呼吸急促、臉爆紅，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利索，恨不得立刻在地上刨個縫鉆進去。”每次面試后回到宿舍，張政都會大哭一場，“恐懼像內心的惡魔，困住了我，我無法打敗它，別人都能做到的事我卻做不到，我像個傻子”。

對于林曉霜和張政的經歷，如果簡單地用“緊張”“沒準備好”來概括，那失之膚淺，深層原因還是社交恐懼癥這一困擾大學生的心理病癥。

“社交恐懼癥，又稱社交焦慮障礙，主要表現為在社交場合害羞、感到局促不安、尷尬、笨拙，怕成為人們恥笑的對象。害怕在小團體中被審視，一旦發現別人注意自己就不自然、不敢抬頭、不敢與人對視，甚至覺得無地自容。不敢在公共場合進行演講，回避社交，在極端情況下可導致社會隔離。”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臨床心理中心主任醫師唐登華解釋道。

日常生活中，大多數人對于在公眾面前講話或認識陌生人都會感到有些緊張，這是人正常的反應，它可以提高人的警惕性，保持清醒，有助于更好地表現自己。

但并不是所有的緊張、害羞都是社交恐懼癥的表現。唐登華認為，對于社交恐懼癥的人來說，這種緊張不安和恐懼是持續存在的，可以出現在每個社交場合。社交恐懼癥患者的緊張恐懼程度遠遠超出正常水平，有時會有失控感或瀕死感，不能通過任何方式得到緩解。而且這種恐懼很難控制，足以令患者逃離或不再進入社交場合。

在東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羅湘衡看來，社交恐懼癥不僅影響著大學生的健康成長，如果社交恐懼癥在大學彌散開來，還會嚴重影響學校的管理和教學。

“首先是給學生管理帶來很大難度。社交恐懼癥阻礙了師生溝通，而溝通不暢就意味著無法了解學生動向。有些學生看起來很乖巧，但其實心理問題已經很嚴重了，這不僅對學生發展不利，也可能影響到其他學生乃至整個學院和學校的秩序。其次也影響教學，我們不知道學生的知識盲點。給學生指導論文的時候，他們不停點頭，也不表達自己的困惑，好像是聽懂了，但真正落實的時候還是問題不斷，這樣的學術研討過程是無效的。”羅湘衡告訴記者。

“我的社交恐懼癥是裝出來的”

——“假社恐”何以養成

“平時不愛和人說話，是不是社恐?”

“喜歡一個人待著，不會是得了社恐吧?”

“遇到喜歡的人不敢搭訕，我肯定是社恐了。”

“比起線下交流，我更喜歡線上打字聊天，因為我社恐啊。”

當前，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自己“社恐”。當我們談論“社恐”的時候，我們談的是什么?

作為學生會主席的研二學生李洪娜，在同學眼中隨和健談，她是最不可能“社恐”的。但是李洪娜本人卻經常自稱“社恐”。“我想表達的是一種不愿意進行無效社交的態度，而并非真正的恐懼社交，必要的社交還是要有的。”李洪娜解釋道。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本科生輔導員陶夢真介紹，像李洪娜這樣的學生有很多，的確有同學不到患上社交恐懼癥這樣一種心理疾病的程度，但是會以“社恐”自居。“部分學生是覺得過度社交浪費時間，更愿意把精力投入到自己喜歡的事情當中;部分同學性格比較內向，不太擅長表達自己;也有同學受到家庭、經歷等因素的影響，內心會存在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戒備心比較強。所以他們會用‘社恐’這個詞作為自己逃避社交的‘擋箭牌’。”

陶夢真說：“因為對社交恐懼癥缺乏病理上的了解，只停留在表面的‘社交恐懼’上。所以覺得自己在社交中‘慢熱’、性格比較‘內向’，就直接用‘社恐’這個詞來代替表達了。”換言之，當社交恐懼在日常語境中被泛化，逐漸脫離醫學概念，這反映出的是對“社恐”涵義的誤解。

事實上，如果只是簡單地不想社交，并不能算是社交恐懼癥。在唐登華醫生看來，社交恐懼癥必須要有回避的行為，并且這種回避會導致本人的痛苦，或者導致社會功能，尤其是交往功能的受損，例如推銷員無法推銷了，學生不能見導師了。這種情況要持續三個月以上，一般才能考慮診斷為社交恐懼癥。

在當下語境，“社恐”可以是逃避社交的托辭，更有極端者，則成為了拒絕承擔責任的借口。

“我的社交恐懼癥是裝出來的。”趙悅告訴記者。作為一名大四學生，畢業后或是就業，或是讀研深造，大四這一年正值奮斗之時。然而，趙悅的大四卻顯得與眾不同。在過去的半個學期里，趙悅一直宅在寢室，過著睡覺、吃飯、看電視劇、打游戲的生活。

“壓力太大了，我成績排名挺靠后的，保研沒戲。考研競爭太激烈，我想考的專業報錄比已經達到200比1了。找工作吧，又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還沒有想好。”趙悅不知道自己畢業后該何去何從。

來自父母、學校、社會的壓力讓趙悅選擇以“社恐”為借口逃避現實。“只有這樣，才能為我的失敗找到借口，父母和老師也都很同情我，我也沒有受到太多責難”。問及之后的打算，趙悅表示非常迷茫，但她篤定地告訴記者，不可能一直拿“社恐”當幌子，早晚要逼迫自己成長。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認為這是一種“躺平”現象：“這和缺乏責任意識是有關系的。這反映出，對于當前的一些學生，我們沒有培養他的社會責任感，他也沒有意識到作為對自己、對家庭、對社會有責任心的人，就必須戰勝自己的恐懼，改變現狀，跳出小圈子。”

對于這類大學生，熊丙奇建議：“教育上，我們應該關注學生自我規劃的能力和融入社會的能力，讓他們知道怎樣去實現人生價值，社會也要給他創造成長發展的機會和空間。當然，更重要的還是學生要調整自己的心態，要關注過程性的精彩，不能以功利性的結果來評判自己，遇到挫折和失敗就否認自己的努力，不能一蹶不振。”

“勇敢地去嘗試吧”

——“社恐”的自救與他救

在采訪過程中，林曉霜提到最多的詞就是“自卑”。在她看來，自己的成長就是一個自卑然后迎合的過程。

“小時候，我的小伙伴活潑開朗、說話洪亮，而我文靜靦腆、輕聲細語。第一次見老師，別的孩子大大方方向老師問好，我總是很安靜，也不說話。我的媽媽總是說‘你看看人家，多大方，不怕生，你說話像蚊子似的’。所以，我越來越自卑，為了迎合媽媽的喜好，我會逼迫自己社交，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善于交流。”林曉霜說。

但是這種迎合并沒有讓林曉霜感受到社交的魅力，反而給她帶來了持續性的心累，對社交的恐懼和排斥在逐漸生長。

林曉霜認為，遺傳也是導致自己患上社交恐懼癥的原因之一。據介紹，她母親的話總是非常少，不太愿意去跟別人溝通，回避和人打交道。

據唐登華介紹，不同的心理治療流派對于社交恐懼癥都有其獨特的解釋，亦有部分研究表明，社交恐懼癥具有一定的生物學基礎，有遺傳易感性且常伴有抑郁情緒。認知學派則認為，社交恐懼癥患者常不夠自信，并過度關注他人的評價，傾向從消極的方面去感知和解釋，認為這是對方不喜歡自己、自己很無趣的表現，這些負性評價往往會導致對社交的加倍恐懼。

在教育專家看來，社交恐懼癥不僅是心理問題，還是教育問題、社會問題。熊丙奇指出，大學生“社恐”與他之前的生活習慣和成長環境都是直接相關的。

首先，很多“90后”從小就是過著兩點一線的生活，或者后來叫作三點一線。兩點一線是學校、家庭，三點一線是學校、家庭、培訓機構。因此，學生的社會活動圈比較小，他們的社交圈除了同學和家長，幾乎就沒有了。這就導致很多孩子的社交能力很弱。

其次，孩子的興趣培養比較有限。有很多家長不重視孩子廣泛的興趣培養。比如，一個孩子喜歡踢足球，那么去外面參加足球比賽，在運動中無形地就增加了交往能力，也拓寬了交際面。

另外，學校一些不合理的規定也限制了孩子的社交能力，比如很多學校禁止學生和異性交往，還有為了安全原因，有的學校甚至禁止學生課間離開教室，到操場去玩，這樣一來，孩子禁錮在狹小的班級里面，人際交往能力逐漸就弱化了。

最后，正逢智能手機和互聯網興起，社交媒體軟件普及，年輕人越來越呈現“線上狂歡、線下沉默”的狀態?，F在的年輕人更習慣躲在手機屏后表達觀點，而不是在人前表達，這都可能造成社交恐懼癥多發于當代年輕人中。

由此可見，心理沖突、學校教育經歷、父母養育方式、現實環境等因素都會讓人患上社交恐懼癥。那么社交恐懼癥需要治療嗎?

很多“社恐”其實是可以自行好轉的。唐登華建議，首先要調整心態，認識到社交恐懼癥積極的一面，不要因為自己“社恐”而自卑。例如，很多“社恐”患者都善于共情，能體貼他人感受，自律性也很強，比較認真、踏實。另外，面對社交情境時，要勇敢地去嘗試，有意識地讓自己不去回避，多跟人交往，隨著多次實踐，以及個人心智上的成熟、經驗的積累，社交恐懼癥是可以克服的。

真實而自由地表達自己也有助于克服社交恐懼。很難看出，如今已是一名記者的唐軼，曾是嚴重的社交恐懼癥患者。談起自己克服“社恐”的經驗，唐軼認為，最重要的是改變迎合他人的心態，不要過于關注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即使是面對負面評價也要學著悅納。

“當你學會自由地展示自己、表達自己的觀點，并且知道對方會接受的時候，你就會享受社交的過程。當然，不可能每個人都給你積極的反饋，學著去接受就可以了，你無需要求每個人都喜歡你。”唐軼說。

除了自救，“社恐”也可以尋求來自家庭、學校、社會的他救。2021年7月12日，教育部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強學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要全方位提升學生心理健康素養，大力培育學生積極心理品質，并從源頭管理、過程管理、結果管理、保障管理四個角度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指導措施。

華南師范大學教育信息技術學院教授鐘柏昌認為，對大學生“社恐”的救助，除了常規的心理健康輔導，還特別需要社交“引路人”。“引路人”可以是同班同學，也可以是相近專業的學長，能夠和“社恐”學生真正交朋友，走進他的生活和學習，獲得其信任，在心理活動層面提供安慰和鼓勵，在社會交往方面建立示范和樣例，慢慢引導其走向正常社會交往狀態。

各高校也在積極發力，對大學生予以心理健康上的貼心關懷。據羅湘衡介紹，東北師范大學會定期組織心理健康講座，還會開展針對學生的心理測試，根據測試結果對學生進行回訪追蹤。遇到有心理問題的學生，會組織學校專任心理教師和學生進行深度交流，為學生寬心解惑。

華東師范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也開展了獨具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動，力圖給學生帶來心理健康正能量。例如，組織“陽光伙伴”朋輩心理輔導訓練營，開展心理健康普及活動和朋輩互助技能訓練，發現學生身邊隱藏的心理問題;開辦書蟲讀書會，閱讀《自控力》《社會心理學》《情種起源》等書籍，理性面對人際交往等方面的困惑;“時光機—重返童年計劃”嘗試以喚醒童年記憶為手段，改變學生固有的封閉的認知圖式，打破禁錮自我的高墻，使其敞開心扉，做一名有激情的當代大學生。（記者 張赟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