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北京滑冰往事

(資料圖)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梁璇　　

在國家速滑館“冰絲帶”有兩面帶名字的“墻”，一面屬于冬奧冠軍，在北京冬奧會上為中國男子速滑項目實現金牌“零的突破”的高亭宇赫然在列，另一面屬于10名普通的滑冰愛好者，他們代表男女老少創造的“市民紀錄”，和挑戰人類極限的“冬奧紀錄”一起，成為這座北京冬奧會標志性場館的一部分。

豎起兩面墻，間隔近一年，這一年恰是“雙奧之城”北京進入后冬奧時代的開始。

“上道、發令、起跑、比完了播報成績，包括賽后回放，跟我看冬奧會一模一樣。”速滑發燒友小石參加了首場“冰絲帶”市民速度滑冰系列賽，雖是群眾賽事，但比賽使用了速度滑冰專業電計時系統完成現場成績實時處理，采用4個轉播機位的現場轉播上屏和線上直播，“場館冬奧標識還在，滑的時候感覺真跟自己參加冬奧會一樣，有點兒穿越的感覺。”

在如同鏡面的冰面上貼地飛行，速度感與失重感確能營造錯覺，對于老年組56-65歲男子500米冠軍宮延利來說，剛過去的54秒66，像是把時間撕開了道口子，一股腦兒涌出的是近50年的滑冰往事。

自織毛線褲和“靡靡之音”

“20世紀70年代中期是北京滑冰最火的時候，隨便開個冰場，買票基本都得排隊。”宮延利是60后，在他的少年時代，一批自20世紀50年代滑冰潮留下的“老冰場”成了當時年輕人的聚集地，北海公園、中山公園、陶然亭公園、紫竹院、龍潭公園、玉淵潭公園、頤和園昆明湖甚至護城河等冰面上，被一代代年輕人用冰刀劃下青春的印跡。

冰場主要開早晚兩場，早場人少，夜場卻場場爆滿，尤其最熱鬧的什剎海冰場，每天都有因搶不到票悻悻而歸的人。宮延利就曾“跑空”過，“大概晚上5點半開場，我4點多到，一直排隊，輪到我已經沒票了。”

“什剎海冰場是北京的一個中心冰場，當時一到周末，滑冰愛好者全到這兒去了，技術切磋，用現在的話說叫‘PK’。”年屆七旬的崔克嶺比宮延利上冰更早，20世紀70年代初，他在冶鋼廠工作，冬天看廠里歲數大的人滑冰“挺新穎”，從此找到了堅持一生的愛好。可工廠位于昌平，離城區有40公里，想回城滑冰得先坐火車到西直門火車站，再轉公交車坐到北海，緊趕慢趕，到冰場6點半，能滑到8點，花兩毛五分錢在燈光、音響中享受一個飛馳的夜晚，“就這么一直堅持著”。

堅持了幾十年，崔克嶺和冰友成立了什剎海速滑俱樂部，他們有整齊劃一的服裝和冰鞋，鮮紅的速滑連體服上，大腿位置黃色的“什剎海”3個字非常搶眼。可當年，冰場上最時髦的穿著是軍大衣和羊剪絨軍帽，“衣服得敞著穿，要是軍大氅就更了不得了。”崔克嶺當年有一頂“拿得出手”的帽子，盡管媳婦兒總叨叨“占地兒”，但他始終沒舍得扔，可軍大氅很難指望，拼技術的冰友就向運動員看齊，“一套絨衣絨褲，條件好的就織個毛褲。”

為了織條毛線褲，何廣深拆了很多家里的毛線手套，然后花幾分錢買包顏料染色，“那會兒夜場大概零下一二十攝氏度，大家都先穿著棉褲運動，熱身差不多了，棉褲一脫，自己動手做的黑色毛褲就能派上用場，趕緊臭美一會兒。”打年輕時，何廣深就要做“冰場上最靚的仔”，如今，68歲的他留著銀發低馬尾，黑色速滑服配萬元的頂級冰刀，加上滑行的絕對實力，早已成為圈里公認的“何大俠”。

在他記憶里，小時候用哥哥的鞋接觸過滑冰，可直到參加工作后，用第一個月工資買了第一雙冰鞋，才開始正式練習滑冰，“1973年，天津的鞋，雙層皮子比較貴，配黑龍的刀，一套將近40元。”盡管，當時的刀滑一會兒會彎，“得拿膝蓋頂頂”，但一個月工資奢侈換來的是至今都能嚼出甜味兒的時光，“下了班好興奮，餓著肚子就騎車趕去滑冰，滑完回家吃一口剩飯，特幸福”。

偶爾也有經不住餓的時候。溜冰場的大暖棚是冰友的“續航站”，柳條編成席子，用鐵絲固定圍成一圈，中間生火，供大家取暖，還有各種小吃，炸豆泡兒一度讓何廣深眼饞，“不敢吃，太奢侈了，滑一場冰就好貴”。

在物質生活并不豐富的年代，溜冰場的一切都是夢幻的，從各個工廠涌入的青年男女、點亮黑夜的燈光、喇叭里悠揚的《溜冰圓舞曲》，這里能暫存無處安放的青春，也能窺見外面的世界。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冰場上出現了一些“南方傳來的東西”，例如，喇叭褲等“奇裝異服”以及手提錄音機里傳來鄧麗君的“靡靡之音”，沒過多久，“奇裝異服”成了大眾潮流，“靡靡之音”也成了“流行歌曲”，崔克嶺感受到，改革開放真的來了。

時代浪潮下的聚散

在通訊不便的年代，北京的冰友卻有著高度默契。周末什剎海的切磋，到了大年初二就轉戰頤和園，不同冰場的代表分成幾撥亮出絕活兒“茬冰”。

但在崔克嶺記憶中，最不需要商量的就是每年冬天上冰，“我們是一年見一季的朋友。”他表示，即便沒有電話、微信，但只要過了節氣，大家見面的日子也就近了，“小寒一過，就開始觀察冰，先是家里往道兒上潑水，看會不會結冰，然后去水面觀察，今兒一看封半截兒了，明兒再來看，喲，都封上了。”這時，水邊就能遇到熟人，“紛紛背著鞋來了”。

為了避免跑冤枉道，冰友想盡辦法測冰，看不準冰的厚薄，就拿著磚頭一扔，“咕嚕嚕嚕”一響，代表“有希望了”，再到邊上用磚頭鑿下一塊冰，一捏，崔克嶺先用三根手指比了大約5厘米，相當于一本新華字典的厚度，“這么厚不行。”然后，他把手指間距拉出3本字典的厚度，“這么厚，行了”。

進入20世紀80年代，來測冰的人減少了，宮延利發現，冰場也失去了往日的熱鬧，“改革開放帶來了很多機會，單干、下海、各奔東西了。”滑冰的熱潮似乎被更大的時代浪潮吞噬了，宮延利成了為數不多浮在水面的人。

再往后10年，隨著市場規范和社會安全意識的提升，冰友能選擇的冰場和公開水域越來越少，“尤其喜歡速滑的，找不到合適的場地，人數急劇下降，一批人選擇小冰場，改滑短道速滑了。”宮延利沒有改項，像打游擊一樣，在首體速滑館、陶然亭冰場和沒人管的河道里“自己玩玩”，“中午暖和，自己背著鞋去‘呼呼’滑20分鐘，中間冷不丁還能叫幾個朋友，再后來就叫不到人了”。

在宮延利踽踽獨行的日子里，一批設施現代化的室內冰場開始崛起，國貿、西單、崇文門新世界迅速云集了一批更年輕的滑冰愛好者，退役運動員也開始提供專業教學，“大部分以花滑和短道速滑為主。”北京業余滑冰經歷的沉寂，讓現在圈子里缺乏三四十歲的冰友，80后小石是這個年齡段的佼佼者，因觀看2006年冬奧會的一場速滑比賽“動心”，他在地壇公園外的紫龍祥滑冰館報了速滑培訓班，“這項運動一往無前，無論是身體姿態還是蹬冰動作，都是圍繞著如何突破速度極限展開的”。

小石的第一雙冰刀是在王府井利生體育用品店花1700元購得，剛參加工作的他工資大約2000元，往前30年，宮延利在利生門口找二道販子花18元也買了第一雙冰刀，當時工資32塊5，“但原來是老式死托冰刀，我學冰已經改為拖拉板式冰刀了。”小石記得，1998年,“克萊普”拖拉板式冰刀在長野冬奧會上首次亮相，為速度滑冰帶來了新突破。

對于變化，宮延利是敏銳的。2008年北京奧運會后，冰場里開始出現“老友重逢”，“很多扔了滑冰十幾年的又撿起來了。”借著回潮，他所在的俱樂部自2009年連續舉辦了三屆民間輪滑比賽，人數從幾十人漲到四五百人，參賽者一度覆蓋了11個省（區、市）。民間的熱情很快觸發了官方的推動，尤其2015年7月31日，北京獲得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舉辦權后，一批場館和大眾賽事為滑冰愛好者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而去年盛會的成功舉辦，更將民眾的冰雪熱情進一步釋放。

“現在的孩子直接上冰絲帶，條件太好了。”何廣深坦言，得益于器材、場地和教練專業性的提升，現在滑冰的青少年水平不容小覷，但他強調，滑冰是頗具技術含量的運動，堅持并非易事，他記得，年輕時遇到專業隊，總琢磨為何追不上人家，虛心請教后才只知道體能和技術缺一不可，因此，他每天上午4點起床開始跑步、打羽毛球，“一年三季都在練體能，就為了冬天露個臉。”如今他依然堅持輪滑和體能訓練，保持健康活力的同時，也會為路人一句“嘿，這老爺子滑得真漂亮”而喜悅。在他看來，倘若現在的青少年也能堅持，滑冰的熱潮還將重現。

但在崔克嶺看來，如記憶中那般真正的“滑冰熱”，除了群眾參與，主管單位、場館及產業鏈條上的相關從業者也應進一步提升服務質量，“雖然原來條件沒現在好，但冰友在冰場上講規矩，場館在服務上也更細心。”他表示，往日值得回味，必然有讓人溫暖的地方，“希望向前發展的同時，我們也能把過去一些好的經驗再撿回來”。

中國青年報北京2月1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