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誕生于蛇口工業區的口號，一直讓成長中的深圳保持著強烈的“緊張感”。

這種充滿拼勁的緊張感，隨著“四個難以為繼”局面的出現，也被轉化成深深的“危機感”。

同時，在城市競爭發展危機感在籠罩之下，年輕的深圳，多少會心生另一種“緊張感”。

站在深圳特區設立40年生日前夕，回望十八大召開以來的八年時光，不難發現，深圳一直在“發福”的路上，但并不油膩，活力依然。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雙區”驅動下，它扛起“先行示范”的大旗，走上了一條尋求解除城市“緊張感”的“超級外交”之路。

近水樓臺的“圈層交往”

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中央制定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廣州和深圳均作為中心城市，分別引領珠江口西岸、東岸城市的發展。

2009年6月，廣東又發布了《關于加快推進珠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指導意見》，形成了“五個一體化規劃”，并將珠三角劃分為廣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個都市圈，建立了廣佛肇市長聯席會議、深莞惠主要領導聯席會議、珠中江黨政聯席會議。

得益于地緣優勢，莞惠在官方的“欽點”下，進入了深圳的“朋友圈層”。

彼時的深圳，在做《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2010-2020)》時，已首次將其城市性質的定位，從原來的華南地區中心城市轉為全國經濟中心城市。也正是在2010年，深圳首次踏入“GDP萬億俱樂部”，又六年，高歌進入“GDP兩萬億俱樂部”。

面積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深圳，承載著“地均GDP內地第一”的負重，“小馬拉大車”愈發顯得吃力。與此同時，周邊城市則無不希望參與并分享深圳的發展。

2018年，GDP高歌猛進的深圳，總量高達24221.98億元。這年7月，華為研發等部門共2700人從深圳到東莞松山湖溪流背坡村上班。針對搬遷事項，華為主動發聲。據他們介紹，搬遷前的4月4日，華為就和深圳市政府簽署了“扎根深圳，展望未來”合作協議。

深圳的“緊張感”有無消退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時的深圳，已非世紀初擔心產業外遷、被時代潮流拋下的深圳。

2018年這年，在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于2017年上升為國家戰略的“粵港澳大灣區”，被寫進區域協調發展專章。作為大灣區四大核心引擎城市，深圳與灣區內其他城市必須在“競爭和合作”中取得最大公約數。

其實，2017年就與港澳及珠三角其他八個城市一起，進入“粵港澳大灣區”時代的深圳，在當年9月就被國家住建部定為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編制全國15個試點城市之一。當年10月，市長陳如桂在新一輪城市總規啟動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深圳“將從被動的功能外溢轉向積極的區域協同共建”。

因此，對于華為此次搬遷，各界人士亦能冷靜對待。不少有識之士認為，這其實反映了大灣區內部城市群的良性的分工和合作。像華為，它的產業全鏈條里，2/3就不是制造業。深圳要留住的應是研發和創新的能力，是高端制造這一塊。

縱觀這些年來的發展，深圳正是靠著它應用創新的能力，聞名世界。多年來，它每年僅次于北京的逾4%的全社會R&D(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讓它從曾經的港澳地區的“后廠”，變成了當下東莞、惠州等周邊城市的“前店”。

亦師亦友的深港情誼

說到“前店后廠”，避不開要說說隔條深圳河的香港。雖然接過港科大的“種子”，培育出大疆這家知名的無人機公司，但深圳對這座國際化大都市始終保持著學習與合作之態度。

這個曾經把“漁村”帶入“全球貿易化”圈層的香港，在共建國際科創中心、廣深港澳科創走廊的大灣區時代，在響應“一帶一路”倡議走出去的過程中，其優勢更加不容忽視。

借助香港高端服務業專業人才的國際化優勢，前海正按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要求，聯手香港，把它建設成為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借助香港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強大力量，雙方亦擱置爭議，聯袂開發“落馬洲河套地區”，力爭把它打造成為深港合作新樣本。如爭取在“人員物資流動、職業資格準入、標準規則創新、新藥品新器械監管”等方面的體制機制上先行先試，實現深港科研資金跨境使用，探索建設離岸創新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被稱為“深港科技創新特別合作區”，還成為廣深港澳科技走廊規劃里，與香港直接相連的重大節點。

和“老大哥”的第N次握手

隨著2018年廣深港高鐵的開通，深圳與香港的時空距離越來越小。在另一端，是一直被稱為“老大哥”的廣州。

1988年就扎根在深圳的郭臺銘，2017年沿著廣深高速，來到廣州增城布局富士康8K項目。

經過29年的發展，借助高速路、港珠澳大橋的興建，再加上產業的擴充，在郭臺銘看來，深圳和廣州都是珠三角城市里的兩個重要的“點”。而珠三角的發展也已經是從“點”到“線”連結成為一個“面”的階段。而這種“點面結合”，郭臺銘斷定，會產生的巨大效果。

不得不贊嘆郭臺銘的眼光。從世界范圍來看，確實沒有哪個灣區能像粵港澳大灣區一樣，在珠江出海口的東側，連綿發展起來三個GDP總量過兩萬億、一個近萬億(莞)的城市。

廣深關系，在經濟層面，一直在不斷地主動進化。據廣東移動的一項大數據顯示，廣深兩地至少有15萬對夫妻過著雙城生活。如果站在群體視角來看的話，廣深就是一對“夫妻”。而站在跨城商務族的角度來看，廣深則是一對“拍檔”。

而在官方層面，如果說8年前彼此是應《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要求，為了共同推進珠三角城市群“雙核”區域中心建設的話，那2019年，則又演繹出令人振奮的新的歷史性的一幕。

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8月，深圳收到了一份大禮——《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

不久，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市長陳如桂就率黨政代表團赴廣州考察學習，并簽署了兩城之間的《廣州市深圳市深化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考察中，王偉中對廣州全力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表示感謝。他說，廣州歷史文化底蘊深厚、國際化程度高，在城市規劃管理、教育醫療發展等方面一直都是深圳學習的標桿和榜樣。

廣州市委書記張碩輔則表示，廣州將學習借鑒深圳在科技創新、產業發展、自貿區建設等方面先進經驗，在全力支持深圳發展中推動廣州實現老城市新活力、“四個出新出彩”。

在此大背景下，廣深之間的交往已上升到一個更高的格局上去考量。去年10月，在《中共廣東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關于印發廣州市推動“四個出新出彩”行動方案的通知》里，不斷強調的，是廣深“雙核聯動、雙輪驅動”的關系。由此出發，廣深雙城以全新的高度，再次進入全新合作期。

今年6月底，僅28日、29日這兩天，連通廣深的交通項目就有一個通航，兩個開工。如果說穗莞深城際深圳寶安國際機場至前海段是城市“長期合作”的延續，那南沙客運港和深圳機場兩大碼頭的首次通航，則是廣深全新合作期主動作為的成果。

跨海擁抱西岸彌補當年“遺憾”

站在珠江口東岸遙望2018年10月通車的港珠澳大橋，深圳難免會有“伶仃洋里嘆伶仃洋”的遺憾。因為沒有直連的通道，雖然深圳與珠海直線距離不到50公里，但駕車需要兩三個小時。

如今，有望在2024年通車運營的深中跨海通道、深茂鐵路深江段，終于可以讓深圳的引領帶動力，進一步輻射到西岸城市。

因為深中通道的利好，深中的密切交往自不在話下，而深中緊密聯合的急迫心情已等不及2024年了。2017年，“水上深中通道”就率先開通。通過這條通道，中山市民半小時內就能抵達深圳機場碼頭和前海。據了解，這條水上深中通道，兩市才謀劃半年多，就成事了。

而一直在腹地發展的中山，甚至為此改變城市發展格局，提出了“環灣布局”的區域戰略，全力承接深圳的外溢。

中山近旁的江門，是大灣區內唯一具備可大規模連片開發土地的地級市，較低的土地開發強度使得江門有了和深圳交往的資本。深江鐵路的建設，也讓它平添了不少“后發”優勢。為了強化彼此間的友誼，江門與深圳寶安共同打造“飛地”概念的“深圳—江門產業園”。

中江之外，同為經濟特區的珠海，正與深圳一起謀劃推進30分鐘兩地通達的深珠通道(伶仃洋通道)建設。這兩個特區的合作心情，和中山一樣迫不及待。今年5月1日，“水上深珠巴士”從蛇口郵輪母港揚帆起航，這是深圳前海蛇口和珠海橫琴兩大自貿片區之間的首次通航。

為了表達更大的誠意，今年6月，“深珠合作示范區”寫進了珠海市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

值得注意的是，珠中江三市并非處于“單戀”狀態。去年4月，深圳市政府公布2019年重大研究課題，14項中就包括《深圳市與珠江西岸城市合作研究》《深圳市開展異地產業合作的路徑和政策研究》這兩個課題。8月中旬和10月，深圳就這兩個課題，分別派人率領調研組到江門等地開展專題調研。

“破局”智慧

跨區域資源協調：

深圳是一個土地面積僅1997.47平方公里的超大型城市，相當于北京的1/8，上海的1/3，廣州的1/4，管理人口卻高達2000多萬人。在2018年那場新一輪城市總規啟動會上，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深圳分院總規劃師羅彥表示，深圳要到更大的區域里進行資源協調。

所謂“更大的區域”，是參照國際大都市的建設，在50-80公里范圍內配置深圳作為深圳都市圈核心城市所應有的資源。

當年4月召開的深莞惠經濟圈(3+2)黨政主要領導第十一次聯席會議上，東莞主動透露出來的一則信息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將參照深汕特別合作區有關做法，推動在東莞、惠州鄰近深圳地區劃出一定區域，規劃建設跨行政邊界的功能協調、產業互補、成果共享的區域協同發展試驗區。試驗區地區生產總值、稅收存量歸當地所有，增量部分由三地政府在協商基礎上按比例分成，提升中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

深莞惠區域協同發展試驗區的提出，特別是“增量部分由三地政府在協商基礎上按比例分成”，被外界視為是跨區域合作的一個重要的突破，亦為深圳都市圈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進入2020年，站在特區建設40周年新起點上，如何破解深圳空間有限的難題，如何更好地發揮深圳都市圈核心城市的引擎作用，如何在深汕特別合作區試點的基礎上，進行“制度創新”，站在時代潮頭的深圳，必須在這方面“先行示范”，它才有資格扛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之大旗。

據深圳市2020年工作計劃，深圳將加快推進深圳都市圈規劃編制，其中明確提及，將協調莞惠河汕四市共同參與，強化空間規劃銜接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加快深莞惠協同一體化發展。

破局的另一個重磅信號，見諸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6月，這份權威雜志發表題為《“三區”疊加擴權賦能探索建設大深圳統籌合作示范區》的署名文章。在文末，編者特別注明：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特別委托項目(2020MYB036)“‘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文章指出，深圳都市圈的建設，不是尋求行政區劃上的擴容，而是借助飛地經濟、同城化、經濟圈，做大做強自己的統籌范圍。因此，文章提出，建設“大深圳統籌合作示范區”，探索過去“各自為政”的發展方式，向“共謀共建”轉變，構建“集團發展區域”。

深圳建設特區四十周年臨近之際，外界不斷傳聞深圳擴容，傳聞的內容，更像是“兼并”。這與深圳“將從被動的功能外溢轉向積極的協同共建”的基調不相吻合。

從深港合作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再到深圳都市圈建設;從深莞惠區域協同發展試驗區再到深珠合作示范區。這十年來，創新動能十足的深圳，一直都在多個層面、多個區域平臺上，努力推進區域間的交流和協作。

最終深圳將以何種智慧破解空間難題，值得拭目以待。但在多年來你追我趕的城市發展競爭中，深圳似乎早已深諳此道：交則泰，不交則否。

記者 黃海珊 實習生 王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