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冬奧村隔離區主管、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腦病三科副主任劉佳霖的歌單中，有一首《讓我留在你身邊》，其中有句獨白是“你這一輩子有沒有為別人拼過命”。

“無論到任何時候，我都可以驕傲地對人說，我為別人拼過命。”3月21日，經歷賽時沸騰喧囂的冬奧村已回歸寧靜，劉佳霖言語驕傲，卻紅了眼圈。

2021年11月22日，是劉佳霖到冬奧村報到的第一天。他所面對的，是冬奧村新增的第41個領域——隔離區。這里只有兩棟剛建成的空樓，而他，成了隔離區的“光桿司令”，指南自己寫、工作方案自己定、建設需求問題自己提;大到區域和通道的改造、設備安裝，小到打印機、筆記本甚至打印紙，都要自己去協調。

怎么辦?拼命干。從兩棟空樓到順利通過市衛健委驗收、成為標準隔離點，其中有很多人伸出援手。在劉佳霖記憶里，隔離區是多部門、多位工作人員“湊份子”湊起來的：打印機是技術部從場館搬過來的;對講機是技術部將備用機協調過來的;朝陽公安分局幫忙裝了監控;隔斷來自臨建單位和消防部門;插線板是其他同事“友情贊助”的;每套房地漏上為了隔絕空氣所鋪設的硅膠墊為劉佳霖自己掏錢購買，他甚至從家中的電視機上卸下高清線，裝在隔離區的監控器上。

運行團隊綜合服務副主任楊敬楓來了，國家中醫醫療隊來了，劉佳霖不再是“光桿”了。

北京冬奧村的隔離區建設和運行時管理全部由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獨立包點完成。如果說冬奧村的閉環是個與外界隔絕的空間，那隔離點就是隔離空間中的“孤島”。和密接人員、陽性人員住在同一棟樓里，其風險可想而知。隔離區中的5名醫護人員自稱“五壯士”，再加上4名保潔人員，與隔離區外的公共衛生團隊、綜合診所團隊，構成了北京冬奧村防疫的鋼鐵長城。

標準隔離點，都要隔離哪些人?“賽時最好只接密接，不要接陽性，畢竟你們住在這個樓里，要降低風險。”相關專家的囑托雖然言猶在耳，但到了賽時遇到特殊情況，還是要接收陽性人員。

但實際上，冬奧會期間，隔離區接收了來自日本、美國、意大利等11個國家地區代表團的48人，其中有8人確診。

這一比例，使他們處于“冬奧村內最危險的地方”，而正是這種直面危險的堅定，讓冬奧村成為了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口中“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這些“壯士”每日頂著風險，也有很多難忘的時刻——阿塞拜疆代表團的聯絡官因海關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需要進行復測，因此被收入隔離區。在隔離區里，他反復催促核酸結果，反復說著“我的責任重大。”“我一定不能有事。”

其實，他的催促并不是為了他自己。阿塞拜疆代表團一共只有4人，這位聯絡官說，之所以來參加冬奧會，就是為了提升阿塞拜疆的國際知名度。而他先抵達冬奧村，就是為了接應運動員，保證他們能正常參賽。

這樣質樸的語言讓劉佳霖想起了曾于1932年只身前往洛杉磯奧運會的中國運動員劉長春，這使他和阿塞拜疆的聯絡官產生共情，因為都是在為國效力。

但遺憾的是，經過核酸復測，這位聯絡官被診斷為無癥狀感染者，需要轉出冬奧村，去銀河莊園隔離。

“登上救護車時，他的眼神像一個要失去媽媽的孩子。”劉佳霖哽咽了。

到了新的酒店后，這位聯絡官仍舊和劉佳霖聯系著，問相關的防疫問題，關心他們自己代表團的情況。劉佳霖和同事們能幫就幫，甚至在他核酸轉陰返回冬奧村之后還保持著聯系。

閉幕在即，這位阿塞拜疆聯絡官特意在離境前一天趕到隔離區和劉佳霖見面，并約定疫情結束后要到對方的國家去看望對方，希望看到口罩后面那微笑的面容。

笑容代表的是樂觀。2月24日，冬殘奧村還沒開村，隔離區就接收了來自張家口村的巴西陽性復測人員。

“不論哪個村來的，只要到了北京村就由我們兜底，我們是三村的示范，是首善之區。”劉佳霖說。

這座“孤島”上，人人講奉獻，天天有故事。因為疫情3年沒有和家人團聚的路理杰甚至還推遲了婚期;1999年出生的楊雯莉勇擔涉疫垃圾存放站垃圾清運的任務，笑稱“楊站長”;兩人在冬奧村向黨組織莊嚴遞交入黨申請書;劉佳霖從2020年6月新發地發生疫情至今已經隔離工作了167天，他的女兒雖然見不到他，卻一直說著“長大了要做爸爸那樣的人”……

“冬奧村就像一所大學。”如今冬奧會、冬殘奧會勝利閉幕，劉佳霖和戰友們“畢業”了，“要感謝冬奧村這所大學，讓我成長，讓我學習。”（記者 耿諾）